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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50年，毛岸英牺牲。消息传回北京，毛泽东沉默良久。见到老友周世钊，毛泽东平静开口：“你说不派他去，他就不会死，这是可能的。但我作为主席，自己有儿子，不派他去，又派谁的儿子？”

1922年，他出生在湖南长沙，家中书香浓郁，父亲毛泽东是意气风发的革命家，母亲杨开慧温柔坚毅。幼年的毛岸英，是个快乐的孩子。他经常跟着母亲念书、写字，学着父亲的模样喊“打倒军阀！”日子虽清贫，却有生机。

风暴来的时候，他还懵懂。1930年冬天，母亲杨开慧因“通共”罪名被捕。那时，毛泽东正在江西领导秋收起义，远离湖南。敌人劝降杨开慧，她不答应。他们便用枷锁锁住她，用皮鞭抽打。消息传到家里时，毛岸英正在堂屋里玩。亲人慌张地收拾东西，要带三个孩子赶紧离开。

那一天，他没来得及见母亲最后一面。只是记得，出发前母亲牵着他的小手，一字一顿地说：“好好听话，别哭。”这是杨开慧留下的最后一句话。很快，她被处决在长沙浏阳门外。三颗子弹结束了她的生命。

毛岸英成了近乎“孤儿”的童年生活。他和弟弟被秘密转移到亲戚家。那段时间，他躲在柴房、灶间，身边总是传来大人们的警告：“别乱跑，外面有人抓你们。”他不明白，大人们为什么总是愁眉苦脸。

日子一天天过去，敌人依然没放过杨开慧的孩子。亲戚无法再保护他们，便将他们送到了上海。在上海地下党同志的帮助下，毛岸英开始了一段惊心动魄的逃亡旅程。辗转间，三个兄弟被分别安置。毛岸英，最年长，也最沉稳，被秘密送往苏联。

起初，他想家。每晚，靠在床头，怀里抱着母亲曾经给他缝的小布偶，眼泪湿透了枕头。但他很快适应了，逐渐融入新环境。他开始学俄语、练拳击，还成了儿童院里的小组长。院里的老师经常夸他：“这个中国男孩很能干，总能带头干事。”

1941年，苏德战争爆发。德军的铁骑一路逼近莫斯科，国际儿童院被迫疏散到偏远地区。毛岸英虽然年少，却对战争的残酷看得很清楚。轰炸、饥饿、寒冷，让身边的朋友一个个离开。他的心变得更加坚韧，懂得了“活下去”的重要。

随着年岁渐长，他不再只是旁观者。19岁那年，他报名加入了苏联红军。他告诉老师：“我不能总是躲着，应该去战斗。”没有人拦得住他。

很快，他被编入一支步兵连，亲历了残酷的苏德战场。

战争结束时，毛岸英的肩膀上已有了军人的印记。他对自己说：“日子得继续，但不能忘记活着的意义。”1945年，抗战胜利。他终于踏上了归国的路，回到中国，回到父亲身边。

父亲站在延安窑洞前，眼前的毛岸英已经长高了，皮肤晒得黝黑，双眼坚定而深沉。两人对视了很久，然后拥抱了一下。毛泽东拍了拍他的肩膀，简单地说了一句：“回来就好。”

1945年，战争结束。毛岸英回到中国，延安的黄土高原上，见到了久别的父亲。那一刻，父子相拥无言。毛泽东仔细端详着儿子，发现他变了，脸上是军人的坚毅。

毛泽东并未特别照顾毛岸英，而是让他从最基层做起。1946年，毛岸英被派往解放区农村，参与土地改革。他到田间地头，跟农民一起吃饭干活，学会了如何做群众工作。

随后几年，毛岸英做过宣传工作，也在工厂任职。他从不抱怨，说：“事情总得有人干，轮到我就去干。”毛泽东看在眼里，满意地点头，却没表露太多情绪。对毛岸英来说，革命家庭出身不仅是光环，更是无形的责任。

1950年，朝鲜战争爆发。美国大兵踏上三八线，战争危机迅速升级。毛泽东决定派遣志愿军入朝，保卫刚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。

那时，毛岸英主动递交了申请，要求赴朝参战。彭德怀曾劝阻：“你留在北京更安全，没必要冒险。”毛岸英却答：“志愿军是保家卫国，我的家也在其中。”

毛泽东没有直接表态。他只问毛岸英：“准备好了吗？”毛岸英点头。他清楚，自己的选择不仅关乎前线，也关乎父亲的立场。如果主席的儿子不上战场，舆论会怎么想？

入朝后，毛岸英被安排在志愿军司令部工作，担任机要秘书。他处理文件，翻译情报，夜以继日。但前线的危险始终在逼近。

11月25日，司令部所在的大榆洞遭到美军轰炸机空袭。炸弹铺天盖地，凝固汽油弹点燃了帐篷。毛岸英和参谋高瑞欣被当场烧伤牺牲。噩耗传回国内，北京的寒冬仿佛更冷了一分。

毛泽东得知消息后，没有立即发作。他只是坐着，沉默了许久。秘书不敢出声，屋子里一片寂静。

过了一会儿，他问：“岸英的遗体呢？”彭德怀回报，敌人的炸弹太猛烈，只找回一些遗物。毛泽东点了点头，喃喃道：“打仗总是要死人的。志愿军这么多人牺牲，岸英也一样。”

后来，周世钊来探望毛泽东，两人谈起这事。周世钊忍不住问：“如果不派岸英去，是不是就不会牺牲？”毛泽东反问：“那我不派，派谁？我是主席，自己儿子不上战场，让别人的儿子上，算什么？”

毛岸英的遗体炒股配资炒股，最终被安葬在朝鲜，静静地躺在烈士墓地中。几十年后，人们才发现，毛泽东始终珍藏着毛岸英的遗物。一支钢笔、一副眼镜，成了这位伟大领袖内心最柔软的记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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